你喜歡看菲爾普斯游泳嗎？還是念念不忘邁克爾•喬丹的球技？或是踢足球的貝克漢姆更令你瘋狂？你覺得撒切爾夫人、約翰•梅傑、戈登•布朗哪一個更偉大？湯姆•克魯斯還是布萊德•彼特的演技更佳？以上的名字你認識多少？

其實，上面提的都是內地的譯名：菲爾普斯就是菲比斯(Phelps)，邁克爾•喬丹就是米高•佐敦(Michael Jordan)，貝克漢姆就是碧咸(Beckham)，撒切爾夫人就是戴卓爾夫人(Mrs. Margaret Thatcher)，約翰•梅傑是馬卓安(John Major)，戈登•布朗是白高敦(Gordon Brown)，湯姆•克魯斯是湯告魯斯(Tom Cruise)，還有布萊德•彼特就是畢彼特(Brad Pitt)。

近來從友人處得知，內地翻譯人名時，原來大都根據新華社的「譯音表」，每個音找一個字，一個字一個字砌出來的。例如「Phelps」這個名字，Phe(Fe)查表就是「菲」，l查表是「爾」，p查表是「普」，s查表就是「斯」，於是就砌出「菲爾普斯」這個名字。相對來說，在香港，講究一點的譯名，會盡量弄得像個中文名字，即譯成兩至三個字，首字用中國姓氏，其餘的字合起來也是有意思的，如上面提及的馬卓安、白高敦等。

從信、達、雅三個角度看，內地那種逐音素對譯的方法固然較容易做到「信」，但卻有時不達不雅；「港式譯法」（姑且這樣說）卻間有妙筆，坐「達」望「雅」，如戴麟趾(David Trench)、夏鼎基(Haddon-Cave)、麥理浩(MacLehose)等都是信、達、雅兼備的例子。

友人說，不是說內地的譯法無條件地好，但論系統性、可重複性來說，是有其用處的。如果我們考慮要翻譯一百條、一千條人名條目，那麼系統性的用處就明顯了。用「港式譯法」，十個人翻譯可能有十個不同譯名，怎麼說也不利於溝通。例如前白宮實習生Lewinsky 就有這麼多個不同的譯名：萊溫斯基、呂茵斯基、呂文絲基、呂茵斯、陸文斯基、陸茵斯基、柳思基、陸雯絲姬、露文斯基、李文斯基、露溫斯基、蘿恩斯基、李雯斯基等，幾乎所有可能的組合都出現了。這種譯名的分歧對圖書館搜尋或網上搜尋來說，是很苦惱的事。有時分別之大，甚至讓讀者誤以為是不同的人。

儘管如此，也許中文人總有一種情意結，鍾情一些音義俱佳的譯名（如Coca Cola譯成可口可樂），對於查表出來的系統化音譯始終覺得不夠滿意。畢竟中文字是表意文字，即使查表出來的系統化音譯，多多少少也給人不同的意象和感覺（如「撒切爾」和「戴卓爾」給人的感覺就很不同），這是避免不了的。因此，只應付系統化、量產化的要求，而無視「文化－美學的考慮」（友人語），是不合理的。

有沒有可能魚與熊掌，皆可兼得？既做到系統化，又具有文化－美學的價值？我看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「港式譯法」的一個關鍵是只譯兩至三個音節，我們可以訂立一些原則，去規定怎樣截取那幾個音節；另一關鍵就是第一字必須是中國姓氏，這裡我們也可以來個規範。只要原則一致，這樣翻譯也是可以應付系統化、量產化的要求的。